[摘要] 一如此前各界预期，12日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税改革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当日发布的公报不仅用大段篇幅论述财税改革，而且首次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意味着，继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以来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大幕将启。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税改革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当日发布的公报不仅用大段篇幅论述财税改革，而且首次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意味着，继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以来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大幕将启。
“毋庸置疑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财政与税收配套程度较高。
但在此后，相较于税制改革，财政体制调整较慢，这便造成了财政与税收的相对脱节。”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告诉中新社记者。
正是上述分税制改革，奠定了20年来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问题也渐次暴露。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事权和支出范围越位等现象，成为制约新时期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中全会提出，未来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就在财税改革。”国际金融问题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兼职教授赵庆明认为。
12日晚间发布的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在刘桓看来，上述论述至少表明了财政改革将在加强预算透明度、进一步强化政府收支两条线及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这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他特别指出，现行财政制度中“中央财权大、地方事务多”的现状所衍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过多已显示出不科学和滞后的一面，同时由此衍生的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已经引起社会重视。
“不同政府层级间的事权划分要考虑多种因素，一般而言，属于性的公共产品，理应由中央政府牵头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则适宜由地方政府牵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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